早应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了！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审议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草案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大学生不知道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不知道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日，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种普遍的现象。除了“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纪念日偶尔响起的防空警报声，我们极少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也没有过全国性的遇难者公祭；做为二战战胜国，我们既不像欧洲战胜国那样每年隆重纪念二战胜利，甚至都不像战败国日本那样每年8月15日都搞纪念活动。

历史教材里学习不到，现实生活里感受不到，于是那段历史，被我们遗忘了。我们要求日本认真对待历史，我们愤怒日本篡改历史，自己却已悄悄将之遗忘，这是多么讽刺的事情，也是多么不应该的事情。我们的抗战纪念之所以如此尴尬，原因尽人皆知；然而，人回到过去干预历史、改变历史的“选择历史假想”，早就该抛弃了。所有的“历史马赛克”都该被清除，认真对待抗战历史，让抗战研究“脱敏”，完整写进历史教材，告诉子孙后代。

以立法形式确定抗战胜利纪念日，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无疑是令人振奋的历史追偿。历史不升级为文化，耻辱就容易被遗忘。国家级的纪念活动、影响深远的史诗作品以及内涵丰富的纪念场馆等等，所要完成的任务只有一个：建立强大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堤防，将抗战历史嵌入民族记忆，使其不再只是由一组数字构成的历史填空题，升级成为民众能够真切感知的“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的文化记忆！

“可以宽恕，但不可以忘却。”以战胜国的姿态隆重纪念抗战胜利，以国家层面的公祭告慰惨遭杀戮的同胞，这是一个国家的历史责任，也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责任。正如哲学家马格利特在《记忆的伦理》中所指出，回顾人类历史上的共同灾难，不是我们“愿意”记住什么，而是我们“有道德责任”记住什么。人类以什么理由来记忆？人类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记忆。我们应该记住的是那些“直接毁灭共同人性”的事情。

历史一直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不惜捐自身之血肉以搏国家民族某一事之胜利与成功”的抗战烈士们一直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一直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们。以国家的高度，以民族的名义，以立法的形式，纪念抗战胜利，公祭死难同胞，表明了国家的意志和人民的意愿；这既是要对先烈表达敬意、对死难同胞表达哀悼，也是要“为未来打通一条道路”，向外传递中国人民捍卫和平的决心和信念。

拂去历史的灰尘，擦亮尘封的记忆，让所有的遇难者都找到自己的名字，让纪念碑矗立在每个人的心里，这是我们的记忆责任。就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照壁上所镌刻的，“让白骨可以入睡，让冤魂能够安眠，把屠刀化铸警钟，把逝名刻作史鉴，让孩童不再惊恐，让母亲不再泣叹，让战争远离人类，让和平洒满人间。”

原文标题：公祭南京大屠杀是国家的记忆责任

原文链接：http://gb.cri.cn/42071/2014/02/26/882s4439237.htm

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和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两份决定草案昨日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中国对二战历史的记忆在最高立法机构得到重申。德国学者霍尔特曼说，中日争端陷入僵局，而明年是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此时推出这两个纪念日“恰逢其时”，这种“软力量”的展示可能比“用军舰威慑日本侵占争议岛屿有用”。不过，25日在中国的互联网上，认为此类抗日纪念形式应“早点设”的评价不少，用《华尔街日报》的解释说，“历史记忆塑造了东亚，而中国人的记忆中充满着对日本的嫌恶”。有日本媒体称，中国政府正利用二战历史在全球构筑对日包围圈。昨天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中国学者大多数认为，确定这两个纪念日是中华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纪念二战更多是“自己的事”，因为忘记苦难历史的民族，难以走向最终的辉煌。

“早应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了”

25日的南京一直下着雨，但参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人络绎不绝。南京高校教师汪小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得知中国要设立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消息后，她特地到纪念馆转了一圈，“早应该设立这么一个日子了”。

新加坡《联合早报》援引新华社的报道说，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25日下午审议了人大常委会关于确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的决定草案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决定草案。前一个草案延续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国务院关于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规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后一个草案将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悼念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期间惨遭日本侵略者杀戮的同胞。

德国洪堡大学国际政治学者霍尔特曼25日告诉《环球时报》，几乎所有二战参与国每年都在纪念，它们通常的形式是国家领导人讲话，并向先烈和死难同胞献花;全国降半旗，鸣警报，国民肃立默哀。江苏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副所长丁进对《环球时报》表示，如果有国家层面的领导人出面参加纪念活动，可以凸显这两个日子的重要性。以前我们也有纪念活动，但规格比较低。各省市如南京、沈阳也搞过纪念活动，但那更像地方性的纪念。如今以立法的形式进行纪念，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标志。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学者吴怀中25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设立国家纪念日是对本国重大历史铭记、让本国民众世代牢记那段历史的世界通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以往没有设立公祭日反而显得有些“特例”。就连日本这样的战争加害国，也堂而皇之地设有很多战争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宗远向《环球时报》介绍，2005年11月，联合国把1月27日设立为“国际大屠杀纪念日”，当时104个国家联合提出草案，并获得通过。这说明国际社会都希望不要再出现类似犹太人被大屠杀、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案。在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设立上，韩国通过行政立法将日本宣布投降的8月15日定为光复纪念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以总统令的形式将12月7日设为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俄塔社报道说，俄罗斯国家杜马2010年通过一项法案，将日本签订投降书的9月2日定为二战结束的官方纪念日。俄罗斯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中心主任古曼耶夫25日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一天不仅是二战结束的标志，更是世界和平的象征。俄国家杜马正在讨论将这一天设定为法定节假日。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全世界的胜利，参与抗击法西斯的国家应当将这一天设定为共同纪念日，一起回顾历史，珍惜和平。在古曼耶夫看来，二战历史与当代社会之间的时间跨度正在加大，历史的亲历者也因年龄原因正在减少。如果世界对历史的传承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将会出现更多否定历史，甚至妄图掩盖侵略罪行的行为。他说，设立历史纪念日有助于国家凝聚民心、弘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

丁进表示，南京大屠杀的30多万遇难者和抗战期间死的3000多万同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设立这两个纪念日，对我们整个民族摆脱心理阴影有极大价值。此外，设立纪念日和公祭日对于两岸关系也有好处，可以争取台湾人的家国意识。柏林大学生斯戴凡25日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年轻人对二战历史了解越来越少，国家纪念日可以给年轻人更多了解历史的机会。德国每到纪念日都会举办各种展览、放映电影等。这种纪念日活动，比课堂更有效果。

法新社报道称，在中日领土和历史责任争议越来越激烈之际，人大考虑设立抗日纪念日引发广泛关注。曾经担任过八王子市议员的原田繁25日告诉《环球时报》，“七·七事变”与“南京大屠杀”等事件早就在日本民众的心里远去。现在，除了一部分老年人，年轻人对这些历史事件一无所知。最近在一些政客的操纵下，日本出现一浪高过一浪的右倾风潮，中国此时设立此类纪念日，不仅是提醒中国民众，也是告诉日本民众曾经有过这么一段历史。很多不明真相的日本人了解中国的举动后，首先可能会不理解甚至反感，但稍后也会静下来思考中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文标题：中国设南京大屠杀公祭日 外媒：威慑力超过军舰

原文链接：http://www.huaxia.com/thjq/jsgoucheng/2014/02/3765673.html

队室网站建议：少先队辅导员们可在下一周安排一次国旗下讲话或是红领巾广播，专门向孩子们宣传一下，确定这两个纪念日是为了让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为的是激励民族进步，不是为了复仇，更不是为了要将仇恨种子埋进民族的骨子里，这只是一种精神的刺激和延续。